略論傳統的繼承和變革—回覆盛洪
黃春興 2000/1/3
望向東方，只見得幾道微微亮光。千禧年的黎明來得較預期晚，但不減人們的期盼。我雖不是基督徒，幾日來也莫名地與世人一般，沈浸在波波願景之中。晨光下，讀一篇老友的文章，提到西方宗教傳統的「大赦年」(Jubilee)。今年又逢大赦年，羅馬的天主教教宗將重開「聖門」，代天主赦免朝覲者二十五年來的罪與過。若是早期西伯來傳統，則每五十年有一次大赦年，地主得釋放奴隸和豁免債務。時到今日，一些跡痕仍隱約可見，如圖書館每年都會有一段過期免罰款的「赦免期」。（我不敢確定對政治犯的大赦amnesty是否和此也有關？）
記得年前，曾和一位基督徒朋友論及宗教。在他猛批天主教的教廷制度後，我毫不掩飾地指出基督教對使徒傳統的輕視，並過度膨脹個人理解聖經的能力。我相信個人主義，而真正的個人主義者總會為傳統辯白幾句，就如盛洪兄說的：「傳統恰是自由的結果」。為傳統辯白的困難在於避免對方的誤解，別讓對方將個人主義和權力的腐敗劃上等號。我推崇柏克(E. Burke)對個人主義的貢獻，但他追逐權力的作風也留給個人主義難以澄清的負面影響。當然，要求一位論述者在行為上徹底履行，絕不符人性；但他若自身都無法實踐，又如何說服對方？同樣的困難，也會出現在我們的身份和論述上。
論及傳統，我和盛兄抱持一樣的情懷與敬意，只是對其約束力稍有保留。這差異，可能出於我們對相近學科的不同態度。以諾斯的路徑依賴為例，我只視為一種能理解一個社會在歷史演變過程如何選擇制度的良好工具。它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社會當前面臨的制度性約束，卻無助於瞭解社會的未來可能發展。這彷如對股價的起伏，我們能從前一天之股價和經濟情勢估算下一日的價位，卻不敢預言明日股價的走勢；或像池塘的跳蛙，我們可以從足痕中猜測它跳躍經過的蓮葉，卻不易猜測它下一步要跳上的那朵蓮葉。面對浩瀚資料，歷史學者必須採取簡化的分析手段。我同情他們試圖提煉出幾條簡單社會法則的努力，也諒解他們一再強調歷史教訓的苦口婆心；但只要是歷史性敘述，我們就不能忽略這些都是事後重述，且多以集體性描述為主體。集體性描述關注不到個人行為中特立獨行的部份，而事後重述也常混淆事件的因果必然性或偶然性。
奧地利學派強調社會性概念的虛構本質。因此，即使是傳統、習俗、制度等概念，也只能以個人身份去觀察其他個人的行動。譬如傳統，一個觀察者會先觀察不同個人的行動，然後匯聚這些觀察而形成他個人對傳統的個人知識和價值判斷。當然，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不只是一位旁觀者，也是參與者。除了觀察，與他人的對話、交往、神會都能影響他對傳統的解釋。由於機運不同、天賦不同、情境不同，這些人際往來在不同個人身上塑造出的個人知識和價值判斷也就不同。即使社會存在一套客觀的傳統，個人所生成的解釋依然不同。可以這樣說：下一代雖然繼承上一代的傳統，卻是由自己決定了繼承和變革的內容。這便是我於前文所稱的「台灣的未來是新生一代自己的未來，不是先祖能為他們預設的未來。」
下一代的行動既不受先祖傳統的約束，如何保證傳統的繼承和其所支撐之社會秩序能穩定？歷史上大多採取強制手段，不斷地對差異的個性施以嚴厲的制裁。其結果是全面性的僵化，這已不必再重述。其實傳統一如市場的交易規則，它會自發地長出秩序來，不需要政府的介入。
既然傳統決定了個人知識和價值判斷，個人之間對傳統的解釋必然存在相當程度的相近或相似，或稱之為傳統的「核心」。在此意義下，傳統並未發生斷裂，只有脹與縮的變化。但由於機運、天賦、情境的差異，個人的解釋之間也存在一些不易相容的觀點，或稱為個人解釋的「個性」。人際之間若能以傳統核心為基礎展開互動與對話，個人之間的解釋個性便會逐漸縮小。除非人際的互動與對話被禁止，否則人們在追求進一步的合作利得下，會設法降低彼此之間的個性。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下，個人之間對於傳統的解釋也就會發展成「核心大同、個性小異」的理想狀態。上一代的傳統，一方面在下一代的「核心大同」下得以繼承，另一方面在「個性小異」中得以發展。差異個性的發展便是創新。只要沒有制裁，每個人對傳統的解釋都屬於一種盛兄所言的「邊際上的創新」。創新不再是新奇事，而是行為的常規。同樣地，個人因邏輯跳躍而在解釋傳統時產生的差異，或稱「失誤」，也是和個性無法區分的另一種創新。盛兄也明白：個性差異和失誤在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上都是產生非預期結果的動因，也都是物種得以存活的基本保證。因此，只要社會未發生巨大變化，實在沒有理由認為傳統會呈現斷裂現象。相反地，若先祖傳統經人為刻意扭曲或消滅後，個人立即失去解釋其觀察的客觀依據，而不自覺地採取任意性、隨機性的解釋和行為。這時，他不僅無法生成較一致性的解釋，也找不到能展開對話的對象。毫無疑問地，這情勢將斷裂傳統。
如果社會變動幅度較大，個人知識與價值判斷之差異將擴大，將導致個性差異的擴大及傳統核心的萎縮。過小的核心的確存在著對話上的困難以及繼承的危機。但，誠如海耶克的信念，我們對傳統的認識永遠都太不足，這包括對於它的再生能力的認識。人們追求合作利得的動力是不能輕視的，彼此調和個性差異的行動也不能看小。舊傳統的核心雖小，依然是發展新核心的基礎。此時若過於自負，便可能會陷入兩種錯誤：一種是死命地維護已失去生機的舊傳統，另一種則自以為是地為社會挑選新的傳統。
總之，不論是個性差異或是失誤，都是一種創新，也都根源於傳統的核心。創新和傳統「總是不能完全分開的」。雖然不能完全分開，個人的行動和未來卻依然決定於他自己，不是先祖能為他們預設的。在任何時刻，我們都應持相同的態度：一方面讓傳統繼續成為人際互動和對話的基礎，另一方面讓每一種個性差異都有發展成新傳統核心的機會。
黃春興 2000/1/3
附錄：盛洪回覆
春興兄，
首先應該感謝你的提醒。作爲一個學者，應該小心翼翼地避免政治化的闡述，當不得不涉及時，應多加限定。當然這並不妨礙，我用學術語言對“一國兩制”加以肯定。也許因爲“成功”一詞不是經濟學特有的，所以我們兩人在使用時分岐較大。在我看來，澳門回歸的成功是在12月20日之前就已經奠定的了，那一天不過履行了一個儀式。最爲重要的是，在這之前雙方達成的一致同意。另一種含義的“成功”也來源於對歷史的思考，即如果我們放眼一、二百年，我們就會看到無論是香港還澳門，都是別人通過暴力奪去的(如果我們不把城下之盟也看作合約的話)，中國人“以怨報怨”也算正義之舉。但中國人沒有這樣做。不是不能爲，而是不願爲。用和平的方式收回別人用暴力掠去的國土，是“以直報怨”，是人類歷史中的更大的“成功”，其意義已經超出了香港或澳門的地理範圍。我們當然可以對歷史有種種假定，比如“香港如果不回歸中國是否會更繁榮”，即使會，也會有進行判斷的不同的參照系。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可以因爲一個人會更精心照料他偷來的東西，就賦予他擁有這件東西的合法性，這個社會是“成功”的嗎？
我很高興春興兄和我一樣看到了契約論在解釋國家起源時的困境，並且提供了布坎南的補充解釋。其實布坎南作爲“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很自然會看到“一致同意原則”的邏輯缺陷。記得汪丁丁去年拜訪布坎南時，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即達成合約前的文化認同問題。我的推論是，如果把國家形成看成是一個社會契約，則必然存在一個前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具體可見我的文章“合約的起點”，見附件)。和我上一篇文章相關的是，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是決定投票範圍的主要因素。近來對上古史研究的進展告訴我們，這種前國家政治傳統不僅是理論家的猜測。譬如張岩先生的近著《《山海經》和古代社會》，就生動地描繪了中華民族早期的國家，是怎樣從原始神權及其整合中演化出來的。在國家出現以後，這種傳統並不是消失了，而是繼續存在。它仍是這個國家進行政治活動的憲法意義的文化基礎。
談到傳統，春興兄和我似乎應該有共識。不僅諾斯有所謂“路徑依賴”，哈耶克也經常“傳統”不離口。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看來，“傳統”恰恰是“自由”的結果(又可見的我另一篇文章“怎樣用自由保衛自由？”，見附件)，它是在我們之前世世代代的人自由互動的産物。不過我雖然佩服春興兄在學術邏輯上的嚴謹，但也發現了疏忽的地方。如“不論馬關條約如何簽訂、不論歷史如何形成，台灣的未來是新生一代自己的未來，不是先祖能為他們預設的未來”。我想春興兄清楚，無論不同學派側重如何，未來與過去，傳統與創新，總是不能完全分開。創新即我所謂“傳統邊際上的創新”。這種創新能否成功，又涉及到“爲何創新”與“什麽傳統”的問題。創新的原因，是環境發生了變化，使得傳統變得不合時宜。中華民族經過一百多年的流血奮鬥，在接近二十世紀未的時候，兩岸都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成就，在這種“時宜”下，兩岸新生代應該怎樣調整他們的傳統呢？
再談“什麽傳統”。傳統之所以有巨大的正面含義，其實包含這樣的假定，即“壞的傳統”或傳統中的“壞的部分”會隨著時間被淘汰掉。道理是，壞的部分會有損于傳統覆蓋的人群，他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會拒絕壞的傳統。如同好的傳統會使我們今天受益，壞的傳統會使我們今天受損。有不同的傳統，就有不同的未來。這不同就象美國憲法和馬關條約那樣大。其實主張台獨的人也不象春興兄所想的那樣，只是“面向未來的新生代”；是他們提醒了我傳統的重要性。只是在我看來，他們把馬關條約當作台獨的合法性起源，是在繼承一種“壞的傳統”。如果真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臺灣獨立國，從根上就不正。如果我們承認馬關條約有什麽正義性的話，不僅是對兩岸人民的褻瀆，而且是對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的褻瀆。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國家，她的人民能夠挺起腰杆主張正義嗎？
春興兄在後面提到美國從英國獨立的問題，不知是否對今天兩岸關係有什麽意義。但總體來看，我們似乎有一個很深刻的分岐。從當下層面看，我和春興兄是一致的。即從經濟結果去判斷。如統一還應該促進管制的減少。這當然又增加了統一的理由。我馬上可以說出來的，就是會減少兩岸交通的管制(三通問題)，減少臺灣有關對大陸投資的管制，當然還有，由軍事對峙導致的管制。但接下來，我不同意將英國人管制美國貿易與美國人自己管制看成一樣壞。我雖敬科斯教授爲老師，一看到你的引文，我很快就想到他那至今未改的英國口音。我想同是貿易管制，誰來管制也很重要，結果是財富分配的不同。這種區別不僅可以影響到人民具體的福利，更涉及到正義性。到這裏，經濟學家不見得要停下腳步。其實作爲一個制度經濟學家，我們恰恰應當有更寬廣的視野。我們不見得要從一時一事的得失來判斷一個制度是否有效率，我們更要看這一規則對人們以後的行爲發生什麽影響，即要從多次博弈的結果來判斷制度的有效性(可參看我的“什麽是文明？”)。這種取向把經濟學與正義性結合了起來。
美國革命的正義性，從大背景看，應包括反殖民主義；具體而言，就是反抗財富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相關的政治壓迫。反觀中國，近代以來抵抗外侮都唯恐不及，還沒工夫壓迫別人；相反，她受壓迫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國土被割裂。臺灣問題本來就是不正義的殖民主義時代的遺産。就今天而言，也根本不存在實際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壓迫”；相反，大陸政府卻給了“臺胞”不少優惠政策。因此，主張台獨的人根本不可能將他們的主張提升到美國獨立宣言的境界。
當然我在更多的方面同意春興兄的意見。如春興兄所講“尊重少數”。一致同意原則正是爲了避免“多數暴政”，也就是尊重少數。我要補充的是，尊重少數的一致同意原則有一個重要的傾向，就是“尊重現狀”。極端而言，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改變現狀，就不能改變。它的含義是，儘管有人不喜歡現狀，但與“未來的狀態”相比，究竟還有可容忍的確定性(兩國論之前的兩岸狀態應是如此)；而改變有可能帶來我們無法預料的損害。因此，由“尊重少數”和“一致同意原則”，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許多人都奇怪的推論，即在統獨分岐較大時，最好不要投票。在投票程式被過度神化的今天，這種說法也許不被很多人接受。但不少事實告訴我們，投票只是解決衝突的一種方式，尤其不是解決統一或分裂問題的恰當手段，它有時甚至會加速暴力的介入(如美國內戰和南斯拉夫解體的戰爭)。也許，“尊重現狀”，“減少管制”，“加強溝通”，以待時機，是最爲明智的。
最後讓我再一次向春興兄表示敬意。春興兄從容而冷靜的批評風格給我營造了一個進入討論的良好氛圍，使我更加堅信我們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文化基礎，使我們能夠就這個容易讓人情緒化的話題進行對話。而對話將使我們逐漸靠近。
盛洪 1999年12月27日